1949年，解放军攻破长江布防，直指成都。

胡宗南见成都已然岌岌可危，立即将烂摊子扔给了李振等人。他告诫众人“势必要与成都共存亡”，随后便连夜跑路了。

李振不愿做“替死鬼”，随即开始暗中联系我党，商讨起义事宜。我党自然热烈欢迎。

然而，等他只身奔赴我军阵地，见到一众年轻的将领后，立刻勃然大怒道：“你们竟然言而无信！”
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为何会发这么大火？最后起义的结果如何？

性格刚烈的“李逵”

李振出生于广东梅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李家共有七个孩子，而他排行第六。

迫于生计，他的大哥、二哥均去了印尼打工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他的五哥外出经商，从此再也没回过家。

或许是受哥哥们的影响，李振从小就敢想敢干，梦想着将来能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。

原本碍于前几个儿子的前车之鉴，家中本想将他培养成一个文人，让他安安分分地留在家乡生活。

但李振主意大，在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后，便独自跑到汕头谋生。

当时正是台风最强烈的时期，没人敢出海。为了解决温饱问题，他心一横，直接应召参加了粤军，成为了海上的一名运输兵。

由于性子刚烈，爱冲锋陷阵，周围的人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“李逵”。

他也确实像那个“黑旋风”一样，在战场上征战了大半辈子。

他暴烈凶猛的性子不仅在国民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甚至后来决定起义，还差点与我党发生冲突。

在大革命期间，他在粤军总部独立营任营长。当时带领他的排长就是叶剑英元帅。

在北伐战争时，他表现出色，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。叶帅非常器重他，随后便将他提拔为了排长。

当时叶帅本想介绍他入党，然而，好恶斗狠的李振对此却并不感兴趣。

对他来说，加入哪个党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哪个党能打仗，哪个党的部队更厉害，他就加入哪个党。

由于当时我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，所以明显战斗力强大的国民党更吸引他。

不久后，国共合作宣告失败，他顺其自然地站到了国军这一边。

南昌起义爆发后，他奉命前往汤坑攻打南下的叶挺、贺龙两支部队。

由于国军实力雄厚，我军很快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不得不撤退了。之后，李振又打了几场胜仗，被老蒋擢升为团长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全国掀起抗日热潮。李振爱国热情高涨，预备向老蒋请示，前往抗日前线。

然而，就在他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时，老蒋却严令军中不许提“抗日”两个字，将全部兵力都放在了对付红军上。

李振不禁错愕，他没想到自己一直效忠的政府，竟然真甘愿将东三省拱手让给日军。

在老蒋的严令下，他不得不重整队伍，随余汉谋进攻赣南苏区。

立场的转变

彼时的他与我军交战许久，已经熟知我军兵力薄弱，装备落后，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农民队伍。

然而，就在他以为能轻而易举地完成战斗任务时，我军却以顽强的斗志以及过人的毅力，拼死打退了他们的8次进攻。

战斗到最后时，李振这支拥有先进装备的部队竟然损失严重，不得不退至大余。

相较于吃了败仗，更让他震惊的是我军誓死不退的决心。他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信念，能让我军甘愿赴死。

根据他之前的理念，成王败寇是兵家常事。但如今，他的信念却产生了严重的动摇。

红军长征后，他又再次奉命攻打留守在原地的红军部队。在他的重重围困下，我军受到重创，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不幸被捕。

在将他解送广东的路途中，李振与他同吃同住，两人共同相处了16天。

虽然知道自己再无生还的可能，但刘伯坚还是给他讲了16天的道理，劝他北上抗日，保家卫国。

李振深受触动，在途中一度想释放刘伯坚。但军中到处都是老蒋的眼线，他那点念头刚起，便被现实压了下去。

刘伯坚却有一种看淡生死的坦然，他对李振说：“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们的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，或许要十年，或许要一百年。”

“但只要我们还剩下一个人，还有一份力量，就一定会成功！”

在此后的很多个夜里，李振总是能想起他的这番话，以及他眼中从容赴死的坚毅。

由于作战有功，他后来被提升为了少将旅长。职位的高升本该是一件高兴的事，但他的内心始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虚感。

全国抗战开始后，他再一次与我军进行接触，合作抗日。

受国民政府的命令，两支部队一起固守韶关。在这段期间，他与我军默契合作，打退了日军多次进犯。

而李振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踏实。

但好景不长，1945年，他突然收到余汉谋的电报。电报上表示大局已经崩坏，让他不必再在一地死守，需立即放弃韶关。

李振心有不甘，但面对上级的命令，他也只好无奈撤退。

然而，见国民党主力部队离开，我军不但没有随之一起行动，反而坚定地表示要留下来，与日军抗战到底。

李振感到不解，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，这样真的值吗？我军只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。

在之后的几天里，我军拼死挡住了日军一次次的轰炸和进攻，成功为老百姓们转移争取到了时间。

李振在远方望着这一方被鲜血染红的战场，心中异常复杂。

他对我军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，从那以后，他与我军再也没有针锋相对过。

李振的怒火

1949年，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的关键时刻。

老蒋在逃离成都前，将“川西平原决战”的指挥权交给了胡宗南。

但他也不愿久守成都，于是将这个烂摊子又扔给了李振、李文等人。

李振看出自己被当作了替死鬼，而他如今对国民党的忠心也早已不像以前那样强烈。

在一众国民党将领起义后，他也萌生了起义的想法。然而，他这一想法却遭到了黄埔嫡系李文和周士瀛的强烈反对。

见劝说不动几人，他便开始自己谋求起义的道路。

之后，在参谋长肖健的帮助下，他成功与刚刚投靠了我军的郭勋祺取得联系。

我军也通过郭勋祺，对他的起义想法表示了支持与欢迎。李振终于放下戒心，正式同意起义。

之后，他不避危险，只身一人奔赴刘伯承驻地，想要以此对我军表示决心。

然而，等他见到我军指挥部只有涂学忠、田士繁等几个年轻的干部后，心中立即不满起来。

他随即不满道：“你们怎么能不讲信用，不是对我表示欢迎吗？为何不让刘伯承将军见我，反而派了几个‘小娃娃’和我谈？”

“你们当真是一点诚意也没有！”说罢，他就要往外走去。

涂学忠非常理解他的心情，只是刘伯承现在正忙着指挥部队追歼李文兵团，根本没时间管这些。

于是他当即给李达参谋长打去电话，让他劝说李振。

李达在百忙之中抽出空，耐心地向李振说明了情况，并为他讲解了当前的形势。

李振其实说的是气话，他早就了解解放军战士们的性情。得知李达是二野的参谋长后，他立即放下了所有戒心。回去后他便率领全兵团官兵起义了。

由于他为四川西部地区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，中央特意任命他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。

1980年，李振前往美国探亲。原本护照上写的期限是五年，但他只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便回国了。

有人问起此事时，他回答道：“美国是好地方，但我丢不下我的工作，离不开我的祖国，我更想念带领我走上光明大道的党。”

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将余生都献给了国家，一直兢兢业业地为百姓做着实事。